王梅:中国经济增速之辩

作者:2016/01/14 12:1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公共政策与治理学院首席经济学家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增长承压的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在持续的质疑声中,近期颁布的8月的主要经济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都超出了分析师们的预期.

  其中,8月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为6.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为10.6%. 这两个指标都从7月的低点反弹回升 (见图1 和 2)。因为极端高温天气而大幅增加的发电量是工业增加值增长的主要积极因素; 高速增长的汽车销量则帮助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另外, 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为8.1%,与上月持平(见图3). 这超出了众多分析师们低于8%的预期, 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增长。

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来源: 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在7月的数据低于预期的背景下, 8月数据的小幅反弹给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似乎确立了一个企稳的基础。 三季度的GDP数据将在10月份公布。届时,对于中国GDP的质疑和争论会少一些吗? 笔者将近期关于中国GDP增速的争论予以梳理分析, 以帮助读者在新数据出炉时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争论的焦点——GDP增速值

  对中国GDP增速的争论之声由来已久, 时高时低。近两年, 质疑声似乎又大了一些。

  图5显示了中国GDP的增速在过去四年半的走势。从2012年一季度开始, GDP增速跌破了8%, 在7.5%附近徘徊一段时间后一路下行, 在2015年三季度跌破了7%, 今年上半年跌到了6.7%. 经济增速明显在一个下行轨道中。

 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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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下行轨道”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GDP的增速值.

  空方:GDP增速被高估了

  一些分析师, 大多是国外的分析师(为论述方便,以下称他们为“空方”分析师), 认为近两年的GDP增速被严重高估了。 他们的依据是近两年GDP增速与另外三个经济风向指标——工业增加值, 工业用电量和铁路运输量——出现了背离的情况。

  三个经济指标与GDP的“背离”

  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是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是工业部门的“GDP”,它因而是衡量国民经济的重要统计指标之一。

  从图6可以看出,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在2014年以前一直是高于GDP增速的, 但是,从2015年开始,GDP增速反而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了。这在“空方”分析师看来是GDP增速被高估的证据之一。

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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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约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70%, 因此,工业用电量常被看作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指标。

  从图7可以看出, 工业用电量增速从2014年开始了急速下行的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并没有在GDP增速的下行中反映出来。 具体来看,在2015年四季度,工业用电量增速同比下降6.3%,是负增长,但是,2015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依然达到6.8%。

 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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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运输量。原材料运输、能源资源调配、产成品买卖等会随着生产的扩张而增长,反之亦然。另外,由于我国煤炭、矿石等多产于中西部,而加工使用地多位于东部和沿海地区,需要铁路往返运送这些资源和产品,因而铁路运输量与经济增长也密切相关。

  从图8可以看出, 铁路运输量增速从2013年下半年就开始急速下行,但是,这也没有在GDP增速的下行中反映出来。具体来看,在2015年一季度,铁路货运量增速同比下降约9%,是负增长,但是,2015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依然达到7%,只比2014年第四季度的增速略低0.3%。

 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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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方:GDP没有被高估,是经济结构变化了

  另外一些分析师,包括国家统计部门的分析师和一些外国分析师,(为论述方便,以下称他们为“多方”分析师), 却不同意以上的观点。 他们认为,GDP增速和这三个指标的所谓“背离”,是源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不是GDP被高估了。

  工业增加值。 从图9可以看到,在2012年以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高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 但是,从2013年开始,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下降快了,而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快速上升。也就是说,2013年以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继续用工业增加值增速来推断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再适宜了。

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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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用电量。多方分析师认为,工业用电量增速下降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服务业比重提高、高耗能行业增长下滑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首先,如前面提到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了工业。 因为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0%。 所以,当工业占比下降时,用电量也随之下降更多些。

  其次,高耗能行业增速下滑显著。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0%以上,而在工业用电量中,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和石化)用电占比又接近70%,因此高耗能行业电力消费变化对整个用电量影响举足轻重。从图10可以看到,经济增速下滑时,高耗能工业,包括粗钢,水泥和烧碱,回落速度更快,因而造成用电量下滑幅度更大,即用电量的波动大于工业产值的波动。

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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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高耗能行业本身的能源消耗也在下降。 如图11所示,有色金属能源的消耗系数(能源消费增长与产量增长的比率)从2011年的 0.67下降到了2013年的0.27。这意味着为达到同样工业产量的增长需要的用电量比以前少了。另外, 如图12所示, 2011—2014年,单位铜冶炼综合能耗下降22.6%,吨水泥综合能耗下降12.7%,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下降3.0%,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3.5%,吨钢综合能耗下降6.4%,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1%。

来源: 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铁路货运量。铁路货运量的下降主要和煤炭运输量的下降有关,因为煤炭运输量占整体铁路货运量的60%。而煤炭运输量的下降和前面讨论过的用电量下降有关,因为中国超过70%的发电是火力发电。用电量的下降导致对煤的需求下降,煤炭运输量因而下降。图13显示了中国煤炭产量增速在逐年下降,2014和2015年已是负增长。

 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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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航空运量也在不断增加。 2015年一季度,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铁路货运量在总货运量中的占比只有9.2%。最后, 近几年产业的空间布局调整了。 过去是西煤东运,现在很多发电厂建在西部,不再需要西煤东运了。 因此,铁路货运量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中国物流市场整体状况的指标 -- 它对经济的解释力度下降了。

  从以上的分析梳理可以看出,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分析师们的观点分歧很大。

  如何看待分歧和当前经济形势?

  笔者认为,有分歧是正常的。一个著名的、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就是“两只手”经济学家: 即经济学家们总是喜欢讲“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当初日本经济从高点开始下行时, 也有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认为,日本的官方经济数据高估了实际情况。 这些分析师甚至曾被召至政府办公室,并被要求道歉. 另外,基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高速的增长和正在经历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准确衡量中国经济成为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工作。因此,存在不同的观点是很正常的。

  关于中国经济本身,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经济确实在一个下行轨道中。 中央政府的“微刺激”在延缓着经济下行的速度,以避免硬着陆的发生。 即使按照最“悲观”的分析师的观点,如果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确实低于官方数值2个甚至3个百分点的话,因为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其实倒是一个不坏的消息。

  其次, 实际增速可能比官方数据低些,但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分析证明官方数据有严重问题。 工业增加值、工业用电量和铁路货运量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 即它们局限于工业活动; 不过,对不同行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有分歧的。

  有的分析师选择从产品算起。他们选取一些产品作为代表,以推算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但是,首先这些产品对经济的代表性就值得怀疑,另外,这些产品被赋予的权重也存在争议。

  有些分析师还运用了其他经济数据。 比如,美国旧金山联储的一份研究报告运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数据(而不是中国官方的进口数据)来检验中国的GDP数据,发现中国的GDP数据自从2008年以来对经济活动波动的反映更准确了。 美国堪萨斯联储的一位学者运用一些独立的指标模型验算后显示:中国GDP的实际增速比官方的数据低一些,但是差别不大于1个百分点。没有严肃的分析认为中国官方GDP的统计数据有严重造假的问题。 而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误差通常会大于发达国家的统计误差。

  第三,中国的统计制度急需改进,这点在体制内外已形成共识。 比如,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 对蓬勃快速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尽快建立相应的新统计调查制度. 另外,要改善国家统一核算地区生产总值的制度和方法。在中央和地方采取分级GDP核算的框架下,地方GDP之和总是高于全国GDP。还有,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能耗统计、社会消费品零售统计等等都需要改进。 比如,有些省份就存在投资额比GDP还高的现象。 随着这些改进的不断推进,分析师对中国统计数据的信心也会不断提高。

  第四,国家应降低对GDP的重视,并将GDP增速目标设定在一个区间里。在当下的中国,如果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企等制度改革在积极推进,环境污染和债务负担等对经济的制约因素在逐步改善,那么,经济增速高或低一个百分点是没有重大意义的。特别是在共享经济大发展和对外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GDP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代表性实际上在下降。 另外,大家对经济增速的高度敏感是和国家在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确定了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有关的,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增速底线是6.5%。 但是,全球对世界经济自2012年以来复苏的艰难都估计不足,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实现这个翻番目标的挑战大增。 基于这些新的情况,降低对GDP增速的重视,并将目标设定在一个区间里应该更为合理 -- 这能让政府的工作在不同国际经济形势下具有回旋的余地,对经济活动的起起伏伏也可以有更大的容忍度。

  (作者曾任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